自从一年多以前第一次从电视里听到把山东聊城称为江北水城，就一直想去看一看。一讲到水城，脑子里很自然地会出现过去所看的水城形象，意大利威尼斯是没去过，可是我去过上海附近的水乡古镇周庄和西塘，那种小桥流水，河网纵横的景象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聊城，虽然有黄河流经鲁西平原，但这里毕竟是半干旱地区，那么江北水城会是什么样的呢？最近，还特意在网上搜寻了一番，了解到聊城（旧名东昌府）还是一个和《水浒》，和运河都有着深厚渊源的地方。还了解到当地一些比较有名的人文名胜，例如光岳楼和山陕会馆。到实地去看一看的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今年6月初的一个周末，我从北京西站搭乘上午10点的K307次车出发，经过将近5个小时就到了聊城。出了火车站，艳阳高照，六月初的天气已经相当炎热。我不想等公共汽车，就拦住一辆正在揽生意的摩托车，往后座上一坐，直奔光岳楼。师傅原来在造纸厂工作，因工厂无法满足政府的环保要求而被关闭，职工全部下岗拿低保工资。他平时开摩托车到车站等地挣点小钱贴补家用。
 

从火车站到光岳楼（当地人称古楼），其中有很长的一段路两边都相当空旷，建筑物也是稀稀拉拉的，甚至有点荒凉。就在我远远地看到光岳楼时，路边突然出现了大片的水面，水上飘着淡淡的雾气。摩托车在一座长长的桥上向前飞驰，汉白玉的桥栏上好象雕着很多图案，由于离得远走得快所以没法看清楚。桥的尽头是一条柏油路与之衔接，路边是民房和店铺，街上静静的，没有多少人。再往前走，就看到了高高耸立在路中间的光岳楼。我把摩托车打发走，就绕着光岳楼转了两圈。光岳楼有东南西北四个门，南北两个门上方都有写着光岳楼三个字的匾额，但每个门的字体都不一样。西门上方是“就日瞻云”每个门都对着一条刚才看到的那种柏油路，再往远处看，好象都有一座桥与之衔接。四条路在光岳楼交汇，在它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直径约80米的环形小广场，周围分布着各种店铺。光岳楼的门票还真不便宜，每人30元。既来之，则看之，买票登楼。
 

光岳楼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聊城的象征。它与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中国三大名楼。光岳楼位于聊城旧城（现称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心，外观为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由墩台和主楼两部分组成。墩台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高9米，四层主楼筑于墩台上，高24米。光岳楼的通高和底边长者是33米，也就是古代的九丈九尺，在中国古代九是阳数之极，寓意它的高度不可超越。根据介绍，600多年来，光岳楼也一直是中国最雄伟最高大的建筑之一。聊城在明清两代为东昌府治。明朝初年，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陈镛为与元朝残余部队作战，将东昌土城改建为砖城，并在洪武七年利用修城余木，修建了这座高达百尺的更鼓楼。所以初名“余木楼”，后因地而名“东昌楼”。当然，还有一说是，当年修建北京城从大运河运木料（这些原木都是从当时的苏禄国，也就是菲律宾进口的上好楠木），最后一批原木到达东昌府时，紫禁城已经建造成功，东昌知府就把这些剩余的木头建了这座楼。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即，当时建造此楼的目的是为了“严更漏、料敌望远、报时、报警”，随着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此楼的军事功用很快被遗忘，但光岳楼却以它的雄伟高大而名扬天下，与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中国三大名楼。后来有人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就命之曰“光岳楼”。光岳楼是鲁西名胜，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路过聊城都要登楼抒怀。清朝康熙皇帝曾四次登楼并题匾《神光钟暎》，意为东岳之神光与光岳楼之神光交相辉映。而乾隆皇帝更是九过东昌，六次登楼，并为光岳楼题写了匾额。据《南巡盛典》记载，光岳楼为乾隆皇帝南巡三十六行宫之一。乾隆行宫就设在光岳楼的二楼，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风流才子，一生作诗一万多首，仅在光岳楼上题诗达十三首。碑文字迹圆润流畅，有较高的书法造诣。光岳楼上其它附属文物也十分丰富。拾级而上，梯道尽头，一抹蓝天，敞轩内檐下悬有一匾《共登青云梯》，是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杰作，此匾、此情、此景当有画龙点睛之妙用。一楼东檐下悬有一匾《泰岱东来作翠屏》，作者是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言谈笑止，气势更为雄奇。巍巍泰山，竟只配给光岳楼做翠屏。光岳楼是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渡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988年，被国家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高望远，凭栏远眺，鲁西平原尽收眼底，黄河在天边流过。据说在天气清爽时还能看到泰山。可惜当天有点薄雾，就看不了这么远了。
 

从远处看，光岳楼显得高大而墩实。这应该源于它特殊的构制。光岳楼由楼基和四层主楼构成，高33米，也就是古代的九丈九尺，为阳数之极，寓意其不可超越。光岳楼楼基是一个由砖石砌成的正方形高台，占地面积1234平方米，边长34.5米，向上略有收缩，垂直高度9米，由交叉相通的4个半圆形拱门和一个直通主楼的台阶组成，台阶约50多级。因为军事需要，这里是登楼的惟一通道。
 

四层主楼为木结构，为四重檐十字脊楼阁，方形带廊，高24米，楼脊为歇山十字脊，脊顶正中装有一座高3米、直径1.5米的透花铁葫芦。
 

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个主楼全部由32根巨大的木头柱子撑起，它们或直接矗立在房间里，或镶嵌在墙壁里。四周的砖墙导游说只是用来挡风的。三层是光岳楼的结构层，32根柱子到了这里被横木穿插，梁枋扣合，形成一个整体，使光岳楼更加稳固。导游说，这是虽然很暗，但是光岳楼的"心脏"。4层就好像是整个建筑的一个帽子。这"帽子"下面是一个莲花造型，莲花象征着水，水能克火，所以这个全部是木结构的古建筑从来没有失火。
 

登上4层，整个古聊城尽收眼底。远处，鲁西北平原辽阔无垠，黄河苍茫接天；近处，4条经纬分明的古老街道向四处辐射，通过长长的拱桥与湖对岸连接，形成棋盘方格网状骨架；民居白墙灰瓦，掩映在浓密的绿树丛中；中间，东昌古城就象是漂浮在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之中了。另外据说，过去的东昌湖因为淤积而只有很小的面积，修建京九铁路的时候，聊城人把淤泥挖出来，一方面修了火车站和路基，另一方面挖出一个碧波荡漾的东昌湖，真可谓一举两得。
 

从光岳楼出来，我又想起刚才在摩托车上看到的汉白玉雕花桥栏，想再去看个究竟。于是，先找了家旅馆把东西放好，空身向来路（楼西大街）走去。好在旧城不大，一会儿就来到了桥头。仔细一看，原来是以《水浒》故事为题材制作的雕刻，例如“武松醉打蒋门神”和“燕顺救花荣”。桥的两边都有，每一块长约100厘米，高约60厘米，画的下方刻有标题。雕工精美，栩栩如生。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总数应该在三四百幅左右。小时候曾读《水浒》数遍，对书中的英雄人物崇敬备至。成年以后，上山下乡，读书工作，几十年来陷身于四化建设和柴米油盐之中，《水浒》已经渐渐淡忘。看到这些雕刻，不免眼前为之一亮，就一幅一幅细细地看了起来。
 

看完《水浒》，太阳已经偏西，午后的炎热渐渐消退。我又沿着东昌湖的西岸慢慢走去。那里是一片新开的休闲区，有游船码头，绿地和花坛，环境相当整洁，有人在那里散步和聊天。湖水是绿色的，水质很干净，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一群孩子蹲在湖岸台阶上用手捞小鱼。一艘游船在离岸不远处驶过，成排的微浪向岸边轻轻扑来，孩子们发出一阵笑声。我估计湖面的宽度大约有500米，把东昌古城团团围在中间。远远地可以看到古城街道上的车辆和行人。看来，“江北水城”这四个字的含义在于：它是由水把城围起来，而不是象南方水乡那样让水在城里穿行。当然，应该说两者各有千秋：如果说南方水乡的小桥流水更多的是表现为精巧和雅致，那么，有光岳楼矗立在这一大片水面中间，江北水城就更多的是表现为豪放和从容。
 

第二天的安排是去看山陕会馆。从光岳楼坐一路公共汽车，在区政府下车，再往南走一点，首先就看到了古运河。显然政府在上面投了不少钱，这一点从护堤和桥栏杆的建筑质量都可以看出来。运河的宽度约有二十米，一座造型精巧的石拱桥横跨在浅绿色的河水上，两岸是一排排的柳树以及草坪和花坛，运河在这里划出一道弧线，伸向远方。我索性一直下到河岸的石板路，沿着运河一路走去。河边静静的，地上和水面上都堪称整洁。在一个花坛前，有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正在写生。再向前走，又看见一群中年人在专心地学练太极拳。好一个宁静美丽的小城，我不由得对聊城人心生羡慕。沿着运河又走了大约10分钟，就看到了路边的山陕会馆。门票30元，还是既来之，则看之吧。
 

山陕会馆坐落在古运河西岸，座西朝东，是山西商人集资兴建的一处庙宇与会馆相结合建筑群。根据介绍，这座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历经四年，主体工程竣工。会馆最初的建筑规模并不大，历经4年建成的房舍也不多，只有正殿、戏台和一排楼群，南北两面都是空的。但乡情是如此的执着，让腰缠万贯的山陕商人们不惜钱财继续扩建，其后又连年扩修，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方具现今之规模，前后历时六十六年，耗银60,465两，占地3,311平方米。
 

整组建筑有山门、过楼、戏楼、南北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三大殿及春秋阁组成，大、小房间共计160间。 此外，会馆还有石制方形镌花镌联檐柱，圆雕狮、象、麒麟条柱，照壁、折壁、浅雕山水、花草。可以不夸张地说，每一件作品都堪称精美。当然，最精美的还要算木雕。木雕题材是分广泛，花鸟虫兽，人物无所不有，以龙凤牡丹最为普遍。它的雕花斗拱、等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事实上，山陕会馆在历史上是和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密切相关的，它是聊城当年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见证。让我们来读一读清朝人李弼臣撰写的《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他写道：“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多。自国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桥寓旅社几不能容。议立公所，谋之于众，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葺修之，号曰‘太汾公所’。”太汾公所便是山陕会馆的渊源，当山陕商人多得连太汾公所也不能容纳时，山陕会馆就应运而生了。由于需要容纳三教九流，它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融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体。整个建筑布局紧凑，错落有致，连接得体，装饰华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杰作。它的石雕、木雕、砖雕和绘画工艺更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品，对于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史、商贸史、戏剧史、运河文化史。书法、绘画、雕刻艺术史以及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产生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重大意义。1977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山陕会馆建筑交相辉映的是当年山西商人在管理方面的精明、严密、勤勉和细致。由于担心纸质文件不耐久，会馆管理者在两侧过墙边共设有19块碑碣。这些碑碣不仅记载了会馆置地、建设、重修所用的银两开支数目，而且在八块石碑的背面不厌其烦地刻上各商号的捐银数目，这些碑石林成了一片“财务公开栏”，是活生生的商业史料。限于时间，我不可能去逐块阅读。我看到南侧过墙上一块题为“永垂不朽”，下面写着“……，东西长三十四步，南北阔三十步，…….大清乾隆八年岁次中秋吉旦  山陕众商公立”，显然是用来见证当初购买地块这一事实的。与此对应，在北侧过墙上有一块“万古流芳”，“……。所有捐金店号列于左  庶几前人之盛事不替云  ……  大清乾隆三十七年岁次壬辰季秋  吉旦”（此时，距乾隆八年购买地块已经过去二十九年了）。此外，据说在会馆复殿正堂的脊檩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八年岁次癸亥闰四月初八日卯时上梁大吉”的朱墨文字，南间脊檩上还用朱笔写着山陕工匠的名字 ---- 梓匠(即木匠)：赵美玉、常典；泥匠：孙起福；油匠：李正；画匠：霍易升；石匠：李玉兰。北间脊檩上写着会馆住持张清御和山陕经理18人的名字。据记载，会馆的兴建让山陕客商兴奋异常，他们感慨会馆是一处“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的好地方。同时，即使在兴奋之余，他们也并没有忘记“亲兄弟，明算帐”的道理。
 

在山陕商帮的眼里，这里的精神中心非他们的武财神兼老乡关云长莫属。一方面固然因为关公是山西人，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关公文化所强调的忠、义、信、智、仁、勇和人们对于商场道德的期望不谋而合。当然，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对关公地位的刻意拔高。且不说由朝廷为关财神颁赐的那个长达几十字的头衔（历代王朝对关羽的加封在清代达到极盛，清德宗光绪皇帝对关羽的封号最长：“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我们先看看供奉着关财神的大殿正面。两边的对联是“伟烈壮古今  浩气丹心  汉代一时真君子”，“至诚参天地  英文雄武  晋国千秋大丈夫”。横额“大义参天”。其实大殿前面的那对石狮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据导游讲，清朝官员家门前石狮子头上的那种螺状发髻一般不允许超过十三个，否则就有犯上嫌疑。而这里的石狮子，头上的发髻竟多达四十四个。我想，在那个经商受到官家正统文化歧视的时代里，这恐怕不失为山西商帮们打着关财神的幌子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变通之举。当然，既然朝廷已经把关公抬到如此高度，那是决不至于拿这位人神一体的财神治罪的。
 

导游还介绍，会馆极盛时期，内外共有各种花灯350盏，每更换一次蜡烛就需要350支，其中大殿供桌前的一对大蜡烛有五尺多高，直径超过一尺。据说，两个大蜡烛点上后可以燃烧一年，是山西一个经营蜡烛的商人特意制作的。每年快到关帝生日的时候，那个商人就选好日子，用一头小毛驴驮着两支大蜡烛起程了，在关帝生日这一天赶到聊城，点上新蜡烛以表对关帝的尊敬。这样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山陕会馆的戏台是最热闹的戏台，大大小小的戏班都来这里演出，每年春节、端午、中秋三节更要演戏娱神，让老百姓免费观看。但会馆的戏台一般不演关公戏，关公老家的商人们尊关公为帝君，认为帝君在殿一切活动都应严肃，决不能容忍关帝随便粉墨登场扮演唱作。有些人不信这一点，非要对着来。当年有一个驻聊城的军阀就硬要在这里演一次《走麦城》的大戏，谁知锣鼓刚刚敲响，演员尚没挑帘出场，大殿内的桌围、布幔却轰地着起火来，一下子把会馆照得通亮，火焰直向坐在台前的军官扑去，当即把那人吓昏倒地。自此，在这会馆里再无人敢演关公戏了。
 

但聊城当地群众却不像山陕商人那样买关帝的账。据说，过去在运河对岸还有一座当地人修的关帝庙，只有一间房一个门。矮小简陋的小庙和山陕会馆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庙门上添了一副对联：“河东河西两关爷，一穷一富；沟南沟北双眼井，有苦有甜。”下联说的双眼井是聊城清水沟两侧的两眼井，一河之隔却苦甜大异，又让人联想到关财神也难免偏心，穷人与富人还是那样悬殊。
 

当年山西商帮的富足早就名闻天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直接的佐证。就说上面讲到的那两只石狮子，其雕琢之精美堪称绝世。关于雕造这两只狮子的花费，会馆南过墙的石碑上有一段非常明晰的记载：“石料使银一百六十三两六钱一分，石匠路费使银四十一两，石匠工使银四百二十九两八钱八分。”总算下来，这两只狮子共耗白银634两有余，须知，这在当时是可以称得上一笔巨款了。
 

山西商人之富绝不虚妄，如此一座会馆体现出的实力自然不可小瞧。在当时，人们排列富裕商人的名次，位居前列的基本都是山西人。聊城人还传说，不仅干着生意的山西人富裕，当年就是那些宣告歇业、打道回府的商人中，携带钱财最多的也是山西人。山西商人为什么这么富裕？有人将此归结为“持筹握算、善亿屡中”的个人经商才能，有人则认为出于“朴诚勤俭”的经商理念。山陕会馆1807年曾立一《山陕会馆接拔厘头碑记》，碑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从来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能暂而不能常者，非美意也……”。所以，始终强调可持续发展（或套用一句会计学的术语“永续经营”）的原则，这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成功秘诀。
 

当然，山陕会馆也曾有过阴霾的日子。1938年，日寇侵占聊城，山陕会馆被日伪汉奸盘踞。会馆的当事人陈继先老人回忆，当时会馆的首事人用十个大铁箱装载着会馆200余年来的全部账簿、册籍等档案资料，交给“值年管账”的陕西籍怀德堂药铺。当日寇攻人东关大街时，市民早已撤离。怀德堂的人来到会馆，将大门紧闭，日寇敲打不开，就放火烧毁了会馆的前院，一时间灰飞烟灭，会馆账簿、文书等由此付之一炬。另外，可以在会馆南侧的小花园里看到一块由当时的聊城伪政权知事为阵亡日军招魂的纪念石碑，而碑下方“勿忘国耻”四个字显然是后人刻上的。
 

套用一句现在的流行语，山陕会馆真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几百年前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盛衰史，所见所闻，令人感慨不已。再联想到光岳楼和聊城以及周边的其他一些文化遗迹（例如水浒、聊斋、泰山、孔孟），以及京九铁路的通车所带来的便利，我觉得山东省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文化旅游价值链。这些文化遗产能落地在这片相对贫瘠的土地上，是鲁西人民的骄傲，也是福气。如果想让这些文化遗产为鲁西人民和全国人民造福，那就要取决于地方当政者的决心和智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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