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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都城建于金天德三年(1151)。至完颜珣贞祐二年(1214)迁都汴梁(开封)。其间中都城做为金朝的国都共历60余年，也是北京城在历史上作为王朝都城的开始。中都城周37里余，近正方形，故址略当宣武区西部的大半。北城垣在西城区的南界以内，北距复兴门大街约l里。 金中都遗址其方位大致是，出右安门沿护城河岸西行至凤凰嘴村，是中都城的西南角，复兴门外黄亭子是西北角；宣武门内翠花街是东北角，永定门豁口外四路通是东南角。城门有：施仁、宣曜、阳春、景风、丰宜、端礼、丽泽、灏华、彰义、会城、通玄、崇智12座。现丰台区卢沟桥乡界内尚存西、南城墙遗址3处：①三路居凤凰嘴村为城西南墙角，墙体残高3米，绵亘约百余米，墙南面的水渠应为金代护城河遗迹。此为金中都遗址较大的一处；②万泉寺村有南墙两段，连在一起；③东管头高楼村有西墙一段。均为夯土墙，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海陵营建中都，主要是扩展燕京旧城和建造宫室。关于扩展的规模，史文简略，后世多有歧说。清缪荃孙《艺风堂文集》“金中都考”据《金史·蔡珪传》和《刘頍传》认为只扩展了旧城东、南两面。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认为只扩展了东、北两面①，奉宽认为“海陵广燕城而都之，仅展东面约三里，其南、西、北三面悉仍旧贯”②，周肇祥则认为必不止扩展东、南二面，而是四面皆有扩展，惟北面所展无多③。近年学者据海陵王迁都诏书和《金史·蔡珪传》的记载，可以肯定海陵王营建中都城是将旧城城郭向东、西、南三方向扩展约三里，并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海陵王迁都诏曰：“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④，是展其西、南两面城郭。《金史·蔡珪传》又载：“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1169年）诏改葬于城外。”此二墓笔者在述魏晋蓟城时已经提及，即郦道元《水经·水注》中所云蓟城东南的两座燕王陵。据此，海陵王营建中都城系扩展旧燕京城东、西、南三面城郭，当无疑问。迁都诏之所以只云“展西、南之城”，大约当初是如此规划。扩展东面城垣，可能是施工中根据实际情况所做的更动。海陵王营建中都城之所以着重要“展西、南之城”，还别有一层深意。辽南京（燕京）城以西是发源于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的洗马沟水（今莲花河）。洗马沟水发源于西湖，东流注于辽南京西城壕，沿城壕南流东转，复自辽南京南门外东南流，注入水（今北京凉水河）。中国古代有引水贯穿都城以象征天汉之说，例如秦始皇“筑咸阳宫，端门四达，以象紫宫；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①。又如，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金水河，都是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城市。拓展辽南京西、南城后，适将洗马沟入原西城壕并由南门外流注水的这一段河道括入城内，而成河水贯都之天汉之象，在皇城南门外架龙津桥又成牵牛之象②，从而更加突出皇帝贵为天子的神权地位。括入城内的这段河道成为金中都的金水河，该河自龙津桥向东南流，在中都城东南隅经水关穿城而出。1990年9月在今北京右安门外以西的玉林小区园林局宿舍楼工程基地发现了这处水关遗址。该水关处于中都景风门（南东门）之西侧城墙下，呈南北长方形，城内入水口处呈喇叭口。水关以石板铺底，石板下衬有粗大方横木，方横木下又有成排地钉和横方木用榫卯相接。入水口处石板用大铁钉和方横木固定，石板之间则用银锭铁固定，因此整体结构非常坚固③。 关于金中都城垣的位置，前人虽然据文献多有考证，但由于史文简略，最终还要依靠实地考察方能解决。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人注意到北京郊野的旧城遗迹。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云：“京城外土墉周遭，上多茂树，下有沟流，或断或连，延亘不绝，此即金、元故城之遗迹也。”后人著作中也一再提及今北京丰台区凤凰咀土城遗址和白云观西土城台，惜均未能做深入考察。 1958年，北京大学阎文儒先生对金中都遗址进行了考察。1965年至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对金中都城的四至进行发掘和勘测。兹简述其发现如下： 金中都的西垣。金中都的西城墙目前还有很多遗迹，分布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的马连道仓库、蝎子门、高楼村、凤凰咀村一带。城墙的北端在军事博物馆南的黄亭子，南端在凤凰咀村。北京右安门外的凤凰咀村，因有古代遗留的土城遗址，历来被研究辽金燕京城故址的学者所重视。奉宽先生因持金中都仅扩展了辽南京（燕京）旧城东面，其他西、南、北三面仍其旧址的观点，而认为此处即金中都和辽南京城的西南角，且认为凤凰咀村即由辽南京大城南西门丹凤门而得名。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持金中都仅扩展了辽南京旧城东、北两面，其他西、南两面仍其旧址的观点，也认为凤凰咀村是金中都和辽南京城的西南角。经过考察，证明以上判断均属失误。凤凰咀村土城遗址是将辽南京城西、南两面城墙向外扩展以后的金中都城的西南角，辽南京旧城西南角在凤凰咀村东北数里之外，与此并无关系。1927年，那波利贞曾至凤凰咀古城遗址踏察。凤凰咀村在北京右安门外西南，当时古城遗址在一片农田之中，为西、南两面城墙的直角形交点，向北延伸5里左右，向东延伸1.5里左右。土城全部用粘土夯筑，高处有2丈左右，低处也不少于1.5丈。1958年，经过详细勘察，发现土城夯土每层为5～10厘米不等，夯土中含有唐代青、白瓷片，宋代钧瓷、定瓷片，黑釉缸残片，辽金时代的沟纹残砖等。自凤凰咀向北，有蝎子门一地，其处有高近6米，基底宽近18.5米，门口宽近30米的城门遗址。这个贯通东西的土城口，东对白纸坊大街。金中都西城墙经实测约有4530米。 金中都的南垣。在凤凰咀村以南不远，有一道自西东流的灌田渠水，应是金中都南护城河的遗迹，而金中都的南城墙则应在这道渠水之北。从凤凰咀土城遗址向东延伸，所经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祖家庄、菜户营等地，也有连续不断的土丘形城墙遗迹。但从右安门大街以东，就没有遗迹可见了。然而，虽然金中都的东南角没有遗迹可寻，但只要从凤凰咀经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祖家庄、菜户营等地的土城遗址向东延伸，其与金中都东城墙（待下面详述）会合之点，必定是金中都城的东南角无疑。这一会合点就是今永定门火车站以南的四路通村。金中都南城墙经实测约有4750米。 金中都的东垣。四路通村以北是今永定门火车站，过去这里曾有一道南北方向的土岭，称窑岗子，至今火车站北也还有一道百余米长的土岭。建火车站时，曾在窑岗子内外发掘出几百座汉代及辽代墓葬。自窑岗子向北是陶然亭公园，再北的地方称窑台，从地名可知这里过去曾有高出周围平地的土丘。以上土岭、土丘，都应是金中都东城墙的遗迹。由窑台向北是黑窑厂胡同，街道西边还存在着较高的台地。由此再北，则为位于今北京宣武区虎坊桥以北的梁家花园。梁家花园也是被研究辽金燕京城故址的学者普遍注意的地方。据明人刘定之《呆斋集》记载：梁氏园外有废城，称萧太后城。当地人常在这里取土，或掘作墓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也记载：梁家花园在废城边，城东有渠。《光绪顺天府志》也记载：虎坊桥下旧有枯沟。这条梁家花园废城东的渠和枯沟应当是金中都的东护城河。金中都东城墙的南端在四路通村，北端则在依此一线向北延伸与金中都北城墙会合的宣武门内翠花街。金中都东城墙经实测约有4510米。 金中都的北垣。金中都的北城墙也就是唐幽州城和辽南京旧城的北城墙旧址，没有什么改变。原在白云观北有一段古土城遗迹，1958年踏勘时已经无存。从白云观向西约1公里，有会城门村。会城门是金中都北城偏西的城门，今城门虽早已不存，但名称还保留下来，是确定金中都北城墙位置的重要依据。自会城门村再向西，至黄亭子，金中都北城墙向西延伸到这里和西城墙北端相接。黄亭子是金中都城的西北角。金中都北城墙经实测约4900米。 将以上测量所得的四面城墙长度相加，共18690米，合今37里有余。元朝初年，在金中都城东北另筑元大都城（即今北京城），而称金中都旧城为南城。明灭元朝以后，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1368年）命叶国珍测量大都南城（即金中都旧城）周围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合35.5里），亦近今37里之数，与以上测量的数字基本相符。①由此可见，上述推断的金中都城墙位置，大致是正确的。关于扩建后的金中都城的四周长度，《金史·地理志》不见记载。《大金国志》中说金中都城周围七十五里，后世学者认为可能“七”为“三”字之讹，或系传闻不确之辞。但也有人认为，七十五里之数是将金中都大城、皇城和金初宗翰在辽内城四角增筑的四座小城加在一起的总长度。这种推测颇有道理。按《大金国志》的记载，金中都皇城周围九里有余，而宗望所筑四小城各为三里，依此共为二十一里。辽南京旧城周围三十六里，每面九里，金代展筑其东、西、南三面各向外推三里，则南、北两面各为十五里，东、西两面各为十二里，合计五十四里。如将大城五十四里之数与皇城、四小城之二十一里相加，则正是七十五里。由此又可知，扩建后的金中都城，按当时的长度单位应是周围五十四里，约合今37里。 金中都的城门，史籍记载亦有不同。《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中都“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又称宜照）、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后又称清夷，以厌胜蒙古）、曰崇智、曰光泰。”《大金国志·燕京制度》载：中都“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两傍又设两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玄，会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门也。”以上记载，一为十三门，一为十二门，其中十二门名称相同，惟《金史·地理志上》比《大金国志·燕京制度》多记一光泰门。对此，历来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金中都有光泰门当无疑义，金元诗人多言及之。如元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卷八金曹之谦《北宫》诗云：“光泰门边避暑宫，翠华南去几年中。干戈浩荡人情变，池岛荒芜树影空。鱼藻有基埋宿草，广寒无殿貯清风。登临欲问前朝事，红日西沉碧水东。”又如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四《游琼华岛诗》之八云：“光泰门东日月躔，五云仙杖记当年。不烦细读江南赋，老树遗台倍黯然。”曹之谦是金朝遗老，与元好问为友，其诗所记是金亡以后中都的情景。王恽是元初人（1227—1304年），其《游琼华岛诗》作于正统元年（1260年），其时元朝尚未建都于燕，所记实为金亡以后中都情景。二诗中所谓的“北宫”“避暑宫”，即金中都太宁宫，其址在今北海公园一带。光泰门既与太宁宫相近，自当是在中都城的东北隅，即崇智门之东。虽然如此，《大金国志》记金中都有十二门也并无错误。《大金国志》是附宋之金人宇文懋昭所著，书成于宋端平元年（1234年），此年适及金亡。据考，《大金国志》原书纪、传、志皆止于海陵王之世①。据此推断，海陵王之世金中都即十二门，无光泰门。光泰门当辟于海陵王以后，极可能是在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前后。因为此年位于中都城东北的太宁宫建成，可能为自中都前往太宁宫的便捷，故辟光泰门，金中都遂成十三门。但是，金末仍有称金中都十二门的记载。《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载：“崇庆元年（1212年），执中乞移屯南口（今北京昌平南口），或屯新庄，移文尚书省曰：‘大兵（蒙古军）来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为可忧。十二关、建春、万宁宫且不保。’”建春、万宁宫（即太宁宫）均为金中都郊外的离宫。所谓十二关，即喻指金中都而言，亦即金中都之十二城门。纥石烈执中此言，距金宣宗此后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只有三年，当反映金末金中都的情况。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否定金中都有十三城门。十二关之说，其原因或许有二：一、光泰门与一般城门不同，它位于自中都城至太宁宫的御道上，故平时不开，或即因此而习惯上仍称金中都十二门。二、卫绍王和宣宗初年，蒙古军屡次围困中都，金朝对中都城曾有修葺。《金史·张大节传》载：“大安三年（1211年），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集三品官议于尚书省，岩叟（张大节之子）曰：‘塞门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择将，背城疾战。’时议多之。”此塞门死守之议虽未实行，但金廷曾兴作工役却是事实。《金史·李英传》载：“大安三年（1211年），集三品以上官议兵事，英上疏曰：‘比来增筑城郭，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可见在议事于尚书省前，中都城郭已有增筑。当时蒙古军兵临城下，郊外已成危地，金帝不可能再幸太宁宫；而在攻守之际，多一城门即是多一城防薄弱之处。笔者推度，所谓“比来增筑城郭”大概即包括塞光泰门，其后的“塞诸门以为兵备”之议或即受此启发而出。纥石烈执中乞移南口事在此后一年，故只言“十二关”。 金中都初有十二门，金世宗之世增辟为十三门，金末卫绍王之世复塞光泰门而为十二门。依《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中都城北有四门。今北京海淀区有会城门村一地，即金中都会城门遗址。据考，中都城北的四座城门，自西往东顺次为会城门、通玄门（原辽南京通天门）、崇智门（原辽南京拱辰门）、光泰门。会城门为北西门，光泰门为北东门，通玄门居中，崇智门居中偏东。城南有三门，顺次为端礼门（南西门）、丰宜门（正南门）、景风门（南东门）。城东有三门，顺次为施仁门（东北门）、宣曜门（正东门）、阳春门（东南门）。金中都西面三座城门，一般认为顺次为彰义门（西北门）颢华门（正西门）、丽泽门（西南门）。明《顺天府志·宛平县·山川》载：“百泉溪在宛平县西南十里，旧城丽泽关南，平地有泉三十余穴，东南流入大兴县境，通柳河村。”奉宽《燕京故城考》云：“百泉溪、丽泽关，现在名俱不彰，或即此地之莲花池也。”周肇祥《辽金京城考》则云：“丽泽关即丽泽门外之关厢，今之水头庄北，地多泉穴，疑即百泉溪。”莲花池在今北京广安门外，水头庄在今北京丰台区凤凰咀村西北，亦名东管头。依奉宽所考，丽泽门当在北，为金中都西北门；若依周肇祥所考，丽泽门当在南，为金中都西南门。百泉溪，今人亦指为水头庄，故认为丽泽门当在南。然而，《金史·礼志一》载：“夕月坛曰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当阙之酉地，掘地汙之，为坛其中。”酉位在正西，夕月坛既然在中都城正西而又位于彰义门西北，则彰义门当在夕月坛东南，亦即中都城西南。简而言之，若依《金史·礼志一》的记载，彰义门当在南，丽泽门当相应在北。同《志》又云：“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阙之卯地。”前已言之，施仁门为金中都东北门，其东南则正当阙之卯位（正东）。然而，明《顺天府志·大兴县·山川》引《北平图经志书》云：“洗马沟在旧城（即金中都城）南门外。其源有二：曰百泉溪、曰丽泽门泉，俱出城西平地，至南门外循旧湖而东流为洗马沟，下与新河水合。”注云：“以上并见《图经志书》、《元一统志》。在旧城南门外大兴县地。按本路所上图册引郦道元《水经》云：蓟南有大湖，其源二，俱出县西北平地。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燕旧池也。东流为洗马沟。”洗马沟即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河，其水自莲花池（古西湖）东流，注入燕京城西城壕，复侧城南门东注于水（今北京凉水河）。海陵王营建中都城时将洗马沟原注入西城壕的一段括入城内为金水河，故后世称其流出中都南门外的河道为洗马沟而有洗马沟出南门外之说。郦道元《水经·水注》原文云：“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流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即蓟城）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北魏时以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为洗马沟正源，金中都将其北段括入城内而为金水河后，其出中都南门外的水道仍称洗马沟，但改以城西的百泉溪、丽泽门泉为正源。元、明人不解于此，竟强解中都南门外之湖为西湖以附会《水经注》。既然古西湖已成为金中都金水河的上源，那么至中都南门外而为洗马沟正源的百泉溪、丽泽门泉自当非今凤凰咀西北的水头庄而莫属。丽泽关在百泉溪北，丽泽门自当是金中都西南门。《金史·礼志一》记“夕月坛在彰义门西北”，当有误，“西北”当为“西南”之讹。因为，朝日坛与夕月坛互为东西，按史书惯例，其记东面朝日坛既然以中都东北门为参照，称朝日坛在中都“施仁门（东北门）外之东南”，其记西面夕月坛亦应以中都西北门为参照，而不应换以西南门，反称在西南门之西北。以《金史·礼制一》记朝日坛与夕月坛文字对照，“西北”显然为“西南”之讹。此外，史籍中有关彰义门、丽泽门的记载，亦可证其方位。《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载，纥石烈执中作乱，自通玄门外“分其军为三军，由彰义门入，自将一军由通玄门入”。通玄门为金中都正北门，彰义门当与其相近，为西北门。又，《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二月，丘处机初至燕，“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入。”丘处机自西南来，丽泽门首当其途，自当入丽泽门。《元史·王磐传》又载，元世祖至元中，太常少卿王磐致仕，“皇太子赐宴圣安寺，公卿百官出送丽泽门外，缙绅以为荣”。圣安寺，《析津志》云：“在旧城（即金中都城），金皇统初赐名大延圣寺。大定三年（1163年）新堂成，崇五仞，广十筵，轮奂之美，为都城冠。七年（1167年）诏改寺之额为大圣安。”同书又云：“兴禅寺，在燕圣安寺之东，悯忠阁之西。”悯忠阁即悯忠寺（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内之崇阁，是以知圣安寺当在悯忠寺之又西，即今北京宣武区南横街西口。王磐家于东平（治今山东东平），其自大都归家，当自广利桥（今北京卢沟桥）渡卢沟河，至良乡，转涿州南去。其既赐宴圣安寺，自无北出城门复南趋广利桥之理，故所出丽泽门当即中都西南门无疑。 金中都的城门有瓮城。张棣《金虏图经》载：金中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其正门四旁皆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范成大出使金国，其《揽辔录》云：“过卢沟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宾馆（承安三年即公元1198年，更名恩华馆）。自馆行，柳堤缘城。过新石桥，中以杈子隔驰道。从左边过桥，入丰宜门，即外城门也。两边皆短墙，有两门东西出，通大路。有兵寨在墙外。”范成大所谓“两边皆短墙，有两门东西出”的建筑，即金中都丰宜门（正南门，在右安门外菜户营南）的瓮城。瓮城门有三座，一正两侧。正门与丰宜门相对，供帝王郊祀时出入，两侧门供百姓出入。金中都并非每面城垣正门都有瓮城，实际见于记载的只有丰宜门。但是，通玄门（正北门，在今真武庙南、白云观东北）与丰宜门南北相对，正在金中都城中轴线上，又是金帝往北郊遥祀岳镇海渎出入的城门，依理也应设有瓮城。因此，瓮城之设可能实际只限于丰宜、通玄二门。如此计算，金中都南北两面计有城门十二座（含六座瓮城门），东西两面计有六座，总计外郭有十八座城门。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进逼中都，城内外乱甚，老弱奔号，大兴府少尹张天和“奏请京城一十八门，仰随方隅，因其便道，自门以出”①，纵百姓逃生。所谓一十八门，当即指外城门和瓮城门而言。金中都城门皆有门额，粉底墨书，系金礼部尚书王竞所书。 前已言之，辽南京城壕上桥梁为木吊桥。金代，中都城壕上已架石桥。范成大《揽辔录》述其先过新石桥，然后入丰宜门，新石桥即丰宜门外城壕上的石桥。中都其他诸门外是否也是石桥，史籍不载，无从详知，但似乎并不止于丰宜一门。《南迁录》载：蒙古军迫近中都，“大兴尹乌陵用章分命京畿诸将毁在城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以船渡，运不及者沉之于水”。金人运瓦石入城，是以之作为炮石。1956年在今北京白云观以西的护城河北岸（即金中都西北部）曾发现一堆石雷，均用青石打成，直径11.3厘米至18.5厘米，最小的重2.5公斤左右，大的超过10公斤，此即当时用炮（抛石机）发射的弹丸。这种石雷，过去在陶然亭（即金中都东南部）、凤凰咀（即金中都西南部）均有发现①，当是金末与蒙古军作战时的遗存物。在战争中，毁建筑物以作炮石，并不始于金人。《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载：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围宋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十一月九日，诏毁艮岳（宋徽宗所建假山，在开封城内东北隅）为炮石”，即属此类。金人毁诸城门桥梁，一来便于防守，二来可补充炮石不足。 《大金国志·东海郡侯纪下》又载：崇庆元年（1212年）十一月初一日，蒙古军复围困中都，“攻顺阳门、南顺门、四会门”。南顺门当即丰宜门。《大金国志·宣宗皇帝纪上》载：贞佑二年（1214年）宣宗南迁，“二十八日，驾兴，（大兴尹兼留守完颜）昌送于南顺门外十里”。宣宗自中都南经涿州、易州，其所出南顺门自当丰宜门无疑。顺阳门、四会门当亦属中都外城门的俗称或别称，然史文简略，皆不知所指。 ① 那波利贞：《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中和月刊》第3卷第1期。 ② 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第5期。 ③ 周肇祥：《辽金京城考》，《中和月刊》第2卷第11期。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二。 ① 《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 ② 牵牛，星宿名，又称河鼓，在天汉之南，象天军之鼓。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信息》，1991年第1期。 ① 见《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洪武元年八月戊子，大将军徐达……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北平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时旧基也。”又，据现在发表的数字，金中都北城墙约4486米，南城墙约4065米，东城墙约4325米，西城墙约4087米，总计约33.9里。此与上述数字亦相差不多。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60页。 ① 崔文印：《大金国志校证》“前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页。 ① 张师颜：《南迁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16页。 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白云观遗址》，《文物》1963年第3期。 →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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