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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寺天王殿	大慈寺雄宝殿	山门殿内的哼哈二将铜像之一	大慈寺观音殿
大慈寺门外石塔	山门殿内的哼哈二将铜像之一	大慈寺大门	大慈寺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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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xin26(天使爱美丽)

2007年5月15日 19点46分

评分:10

大圣慈寺 位于成都市东风路一段，占地17,000m2，古称“震旦第一丛林”，成都市著名古寺，现是成都市博物馆所在地，已不属于宗教界所有。据记载，唐代名僧玄奘曾在这里受戒。当年玄奘在此讲经，听众数百人，甚至武昌、汉口、南京等地都有佛教信徒前往。

大圣慈寺 创建于唐代，唐玄宗赐匾“敕建大圣慈寺”。唐代鼎盛时期，寺内有96院，楼、阁、殿、堂等8524间，壁上有各种如来佛像1215幅，天王、明王、大神将像262幅，佛经变像114幅。所有画像“皆一时绝艺”，是一座极其珍贵的艺术宝库。[宋代]苏轼誉为“精妙冠世”。[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大圣慈寺之盛。” 相传唐代大师吴道子、前蜀画家李升、后蜀画家黄荃父子都曾在此创作大量的壁画，所有画像“皆一时绝艺”。是一座极其珍贵的艺术宝库。
成都大圣慈寺，古称“震旦第一丛林”。又称大慈寺，俗称太慈寺，讹呼太子寺。修建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唐天宝、至德年间)，由唐玄宗(李隆基)赐匾“敕建大圣慈寺”始建。后唐肃宗(李亨)为其亲书“大圣慈寺”，故得名。唐代高僧玄奘曾在此受戒。相传：成都是一块漂浮在内海上的大陆——“一年成市，二年成都”(市，交易也；都，总汇也)。为防止城市漂移和沉浮，乃至水患作怪，古人就在蜀地通向大海“海眼”的“风水宝地”之上，修建了这座大型的寺庙和湖水庭院建筑群——“大慈寺”，作为永保成都繁荣、太平的镇宝之寺。


据史料记载：原寺经唐代扩建后，规模宏大壮观。当时寺内有96个庭院，楼、阁、殿、塔、厅、堂、房、廊8524间。占地数百顷(包括现东风电影院、东风路、糠市街、点将台、牛王庙等一带区域)。特别是该寺在历史上香火鼎盛、僧侣众多(现北糠市街右端就有一条街叫和尚街。街以和尚为名，足见该寺在当时的影响)。晚唐诗人张宾(北京海淀清河人，唐昭宗时中进士，当过膳部员外郎和金堂县令{赵镇｝)曾在“大慈寺”借景抒情题过一首颇有名气的诗：《夏日题老将林亭》：“百战功成翻爱静，侯门渐欲似仙家。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骤落花。井放辘轳闲浸酒，花开鹦鹉报煎茶。几人图在凌烟阁，曾不交锋向寒沙。”勾勒出墙头细草、水面落花以及浸酒、煎茶等生活画面，足见当时“大慈寺”的闲情怡趣及风光美景。据明人曹学全编撰的《蜀中名胜记》描述，至宋、明时期，大慈寺香火仍然还非常旺盛，附近街区也相当繁华，遇有庙会、节日更是分外热闹。至明末清初大慈寺才逐渐趋寂。据后人考证和推测，衰败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受明末后历次战乱和瘟疫的影响，特别是张献忠“剿四川”时，肆意对成都城建和经济的破坏(当时成都曾荒芜到出城不到十里，即可见豺狼虎豹的境地)；二是基于佛教禅宗内部的斗争。如明末清初，成都北郊“昭觉寺”出了位佛界巨子丈雪通醉及其周围一批高徒名僧，使得“大慈寺”权威和声望日下。


大慈寺历经兴废，多次毁于兵火。现存建筑有天王殿、观音殿、大雄殿、说法堂、藏经楼等，系清代顺治后陆续重建，殿宇宏丽。寺内殿宇宏丽，院庭幽深，古木参天。现为成都市博物馆，馆藏有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地区出土和征集得来的历史文物、资料，品种齐全，数量众多，计有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卜骨、骨器、铜器等珍贵文物；有内容丰富的[汉代]画像砖、石，历代精美漆器。这些实物是研究古代蜀文化的重要佐证。另外，馆内还收藏有成都青羊宫窑址、琉璃场窑址、邛窑、彭州市的磁峰窑、都江堰玉堂窑等地出土的大量[隋唐]以来各个时期的陶瓷器物。


据说，该寺的铜佛、石佛也曾有大小数百尊。均先后被战、乱所毁。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尊：一尊毁于1927年；一尊曾保存至解放后。此佛为全铜所铸。高两丈余，造像庄严，四周已用玻璃柜保护起来。关于这尊铜佛，流传着一则有趣的神话传说：每当盛暑季节，人们常到此处纳凉，据说夜深人静时，有时会听见铜佛脚下海水的声音。塑造铜佛的目的，就是用他来镇压脚下的“海眼”口。铜佛的背面刻有“永镇蜀眼李冰制”七个比拳头还大的字。字为秦篆体(因此，有人就从这尊佛像的制作和秦篆体上来看，怀疑它并非秦代制作，极有可能为明、清时所铸)。在玻璃佛龛的前面两侧，当时还挂着颜楷(华阳人，清末民初的著名书法家，四川许多名胜古迹多有他的题咏)所撰联：

　　“立脚镇潮音，预防沧海横流日；

　　以手援天下，应现金刚不坏身。”

　　可惜此佛最终被毁于“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据目击者市诗词协会副会长冯水木先生回忆：目睹工人抡大锤所砸，铜佛的基座就有一米高，仅铜皮就有约两寸厚，头部无法砸烂，为实心红铜。）



在北京，老舍《茶馆》里的那种茶馆早已荡然无存。当中国的大城市们齐步迈向“国际大都市”的时候，这一类平民化的茶馆都逐渐地消失了。而在成都，它们居然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大慈寺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大诗人杜甫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随难民到大慈寺接受施粥。在此后的好多朝代里，大慈寺既是佛教的重地，又是官民同乐的游玩场所。清苦、单调的佛教，在成都这个“花花世界”里，也被蒙上了一层快乐、轻松的世俗生活的色彩。也只有在成都，寺庙与红尘才不是对立的，而是水乳交融的。今天的大慈寺，既是“成都市博物馆”，又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茶馆。一元钱的门票，五元钱的盖碗茶，雕梁画栋，曲径通幽，檐下青苔，廊上书画，宽敞的天井，光滑的竹椅……这一切，真是“让人如何不爱她”。

在这里，五元一杯的花茶可以喝上一天，茶博士的服务一丝不苟，长嘴的茶壶远远地伸过来，滚烫的开水在半空中就像一道彩虹，却又全部稳稳当当地落到茶杯中，真是滴水不漏。人们围坐在一起，可以呆一整天而不挪动位子。这里不仅提供茶水，还提供早、午、晚三餐饭：回锅肉、豆花、夫妻肺片、担担面等大众川菜无一不具备。虽然做得略显粗糙，却别有一番乡土味道。旁边，有卿卿我我的情侣，有全神贯注读报纸的中年人，也有逗笼中小鸟玩耍的老人。成都的茶馆代表着一种特别的生活态度：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所以，贩夫走卒都有资格进来喝一杯，歇一歇。在这里，并没有太明晰的等级尊卑观念，一杯茶水上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自古以来，成都就是一个重商的城市，加上地处帝国的边缘，虽然天生具有小市民的俗气，却没有中原地带对权力咬牙切齿的热望。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河南人的权力情结，因为那里的人们改变命运的惟一办法就是获得权力；而这种权力情结在成都却淡薄得多，因为这里物产丰富、机会众多，随便当个小老板、个体户，都能过上比较舒心的生活，享受到泡茶馆的生活乐趣。因为，有茶馆的地方、尤其是有老百姓能够进去的茶馆的地方，就是“上帝正在保佑吃饭的人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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