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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故居位于平定县城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常年失修,故居至今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纪念我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位杰出先驱——石评梅女士诞辰100周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对石评梅故居进行了重新修复。重修石评梅故居坚持“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指导思想,不改变原有的建筑结构和风格,与周围建筑环境融为一体,再现平定县城清代居民原貌,让游人在欣赏清代建筑艺术的同时,凭吊石评梅的革命业绩,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的教育,是我县的一个新景点。 新建成的石评梅故居总体布局属我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形式,其主体由石评梅故居、桃花园、桃花厅、文物管理区、故居管理区、文物库房区、旧城墙等建筑组成,总占地面积1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366平方米。 石评梅故居修复是平定县文物保护和发展旅游事业、弘扬平定传统历史文化的具体措施,石评梅故居必将成为我县革命传统教育新基地和文物旅游的新景点,故居的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必将得到充分地发挥。
石评梅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 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这是石评梅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信中鼓励石评梅“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1924年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石评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观尚有游击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他劝石评梅“不要怕”,“没要紧”,“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这件事对石评梅教育和印象颇深。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同年,石评梅完成学业,走出女高师“红楼”。她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从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在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顽固的当时,敢于冲破旧礼教,实在是一件大事。至于如何管理、如何施教这都是新的问题。1923年石评梅担任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她的教育管理浸透一个“爱”字。她曾说过;“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我最近读着一本小说,叫做《爱的教育》,读完之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我爱她们。我明白了我从前的错误。”所以在教学上她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尽方法,使学生有所受益。她平时担任的教学课时很多,但是她无论怎样忙碌,从来没有对学生的课程敷衍过,常常在深夜里为学生批改作业,第二天一早又到学校上课去,由此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同人的尊敬。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高的突然病逝对石评梅精神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此后她把全部感情都放在已故的高君宇身上。3 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这些作品收在散文集《涛语》中。但是石评梅并没有沉沦下去,在悲痛之余,她严肃认真思考社会和人生,逐渐理解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精神开始振作起来。1926年,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的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同年,她向朋友说,“象我这样人还有什么呢?我干教员再这样下去,简直不成了!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有一次行装都整理好了,只因北京教育界同人劝阻,母亲不同意,未能成行。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等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激励人民革命斗志。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石评梅和陆晶清等编辑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碟,抗议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200O余人游行情愿。段祺瑞执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石评梅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到执政府门前的请愿行列,但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陆晶清也负了伤。第二天,石评梅即奔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3 月25日,又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隆重追悼大会,并于3月2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血尸》,3 月25日在《京报副刊》发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愤地指出:“昨天的惨案,这也是放出野兽来噬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好友陆晶清等编辑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从事文学事业。最初以写诗歌与散文为主,当时即被称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到后期创作不少短篇小说。五四以后,革命青年因对旧制度不满,追求光明的前景,女子尤甚,但现实又是那样无情,所以她们苦闷、彷徨。石评梅前几年的大部分诗歌、散文都表现了这种情调,恋爱的挫折,离开父母的心绪都反映了出来。后期她写小说渐多起来,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石评梅思想和创作的进步,除高君宇影响外,石评梅和鲁迅的交往也是应予以注意的。1924年石评梅和陆晶清合编《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时,深受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在《两地书》中许广平曾有记载;“今早打算以此还《妇周》评梅所索之债,但不见来。今请先生阅之。”1925年1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寄《妇女周刊》社信并稿。”这就是1925年12月24日《妇女周刊》上的《寡妇主义》。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曾至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评梅来送。”鲁迅支持《妇周》及评梅事业,但也确曾批评过《妇周》“议论很少”。《妇周》和石评梅的进步不能说和鲁迅没有关系,1926年创刊的《蔷薇周刊》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开始发病,剧烈头痛,但她以为身体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还是照常去附中教书,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庐隐等送石评梅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和庐隐等均在医院守护,不久开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医院转到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石评梅即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1928年10月21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蔷薇社及绿波社等在女师大礼堂开追悼会,庐隐报告石评梅生平事迹,焦菊隐代表绿波社致辞,女师大学生会写祭文,陆晶清从上海专程赶回北京,悲恸万分,写下了《我哭你唤你都不应》的祭文。 11月11日至17日,《蔷薇周刊》陆续发表了《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 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纪念刊》,登载三十余篇悼念文章。 根据石评梅生前遗愿,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 石评梅逝世后,经庐隐、陆晶清等努力,编辑出版了石评梅生前所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书。 →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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