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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北魏碑刻外，大同存世的历代碑铭还有很多。近年来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不乏书刻俱佳的精品；善化寺内南宋朱弁撰文、孔固书丹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和同它比肩而立的金代大文学家、书法家党怀英篆额的《大金西京普恩寺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序》，都是形制宏大、书法精美的佳作；明清以来的碑碣随处可见，不以书法名世的明代天启年间户部分司吴伯与所书的《游石佛寺铭》和《礼观音堂有序铭》，风骨爽爽，光彩照人。
易系辞碑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公元1130至1200年）所书大字行书碑刻，墨迹已流入日本。碑为一组四通，共十四行，每行八字，共112字（略书迭字不计），字径12至14厘米。初由其门生蔡元定刻存于湖南常德学府（今湖南省常德县），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大同作官的屈钟岳，依早期拓片在大同翻刻，现存大同市博物馆碑廊。
此碑书刻内容为《易经·系辞》的节句。书法结体奇巧而端庄稳健，笔力凌厉豪劲，气势雄浑，光彩四射，是朱熹书法的代表作。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朱熹书法，多是取法晋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此刻则别有异趣。其中既可窥见师法晋人的功力，又熔魏碑的方劲、颜体的浑厚、欧书的险峻于一炉，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这种风貌只有在他所书的尺牍《与承务帖》的后半部中，才可寻得一些踪迹。古代许多书法家是不善于写大字的，但这恰恰是朱熹的擅长，所以他的大行书远远胜过小行书。《易系辞碑》能够写好，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书写这段系辞时，由于对其所述阴阳千变万化的内容心领神会，进入了一种极高的理学境界，所以字写得神理超妙，不同凡响，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趣，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字为心画”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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