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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hui68(hh)

2006年3月22日 11点11分

评分:10

曲园坐落于苏州市马医科巷43号，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是清末著名文学家、朴学大师俞樾的故居。俞樾是在友人资助下买下这块废地的，他亲自设计，利用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栽花种竹，建屋30余楹，取《老子》“曲则全”句意，俞樾将其命名为曲园，并自号为曲园老人。



走进曲园门楼，经过一个遍植修竹的天井，就是小竹里馆，屋内四角悬挂宫灯，中间是俞樾的油画像，在左右墙上挂着多幅描绘俞樾生平故事的国画。壁上还嵌着俞樾《曲园记》的砖刻。

经过一个廊屋，就可以看到一座轩敞明亮的厅堂春在堂。这是曲园主要建筑之一。据说俞樾在北京保和殿参加翰林考试，试卷的诗题为“谵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作诗，首句为“花落春仍在”，由于蹊径独辟，深得阅卷官曾国藩的赏识，考试结果，名列前茅。因之俞樾以“春在”作堂名，并且把自己250卷著作称为《春在堂全书》。堂内陈设简朴，中间一具坑床，左边置一书桌，上有文房四宝，现在还陈列着俞樾著作的书箱及木刻版片500余片。这里原是俞樾读书著作的书斋，也是接待宾朋、谈诗论文的所在。春在堂之东是乐知堂，是全园的正厅，取“乐天而知命”之意，堂中一副楹联为俞樾所撰、当代书法家张辛稼书写：三多以外有三多多德多才多觉悟；四美之先标四美美名美寿美儿孙。这是俞樾人生观的表露。



曲园是一座普通住宅与古典园林浑成一体的小园。春在堂西北乃是一个花园，西边一条长廊，廊中有一曲水亭，廊下便是一泓清水，名曲水池。东面一座假山傍池崛起，山上花木隐翳，山石崚嶒，山上筑有回峰阁和在春轩，据说俞樾常在此间小坐玩月。下山则有达斋与认春轩南北相对而立。认春轩是因白居易“认得春风先到处”的诗句而得名的。这些景观布置得自然天成，玲珑剔透，令人赏心悦目。俞樾自己对曲园多有题咏。如在一首诗中写道：“园中一曲柳千条，但觉扶疏绿荫绕；为惜明月无可坐，故于水面强为桥。平铺石板俨成路，俯倚红栏刚及腰；处置梯桄通小阁，差堪布席置茶铫。”由此也可窥见俞樾建造曲园的初衷和构想。 俞樾辞世后，曲园作为祖产传给了曾孙俞平伯，早在1953年，俞平伯先生就专程从北京到苏州，将曲园故宅捐赠给政府，经多次整修现已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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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hui68(hh)

2006年3月22日 11点20分

评分:10

俞曲园：“花落春仍在”

　　俞曲园(1821-1907)，名樾，字荫甫，他在苏州造了个园宅叫曲园，因以为号。浙江德清人。30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编修，35岁任河南学政。据欧阳昱《见闻琐录》载，他的上司曹登康把22名考生条子交给俞，请他录取，俞把这些条子投于火中，及发榜，22人无一录取，曹恨甚，上奏称俞出试题割裂圣贤语句，皇上大怒，马上给了开革的处分。俞曲园就这样轻易地丢了官，他也不去跟他们分辨个明白，就这样回了家，从此著书、讲学，终其一生。所以他做官只做了五六年，而著书讲学却占了五六十年时间。

　　俞丢官后，携家南归，先应聘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又主讲上海求志书院。在苏州所造园宅“曲园”内，筑了个“春在堂”，这是曾国藩因俞诗有“花落春仍在”之句而题写的堂名。这句诗很有意思，倒好比他虽丢了官(“花落”)而仍旧意气风发(“春仍在”)的精神状态，他所著书都是在这春在堂里完成的。从1868年起，他又应浙江之聘来杭州主讲诂经精舍，达31年之久，直到1899年他79岁时才辞去讲席。这诂经精舍是他的前辈、著名的汉学家阮元所创设，是江南很有名的书院。可以说，俞曲园的主要成就是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乏很有成就的人。

　　章太炎就是俞曲园的学生。章从17岁起，即离家到诂经精舍就读，达7年之久，出去后先参加康梁的维新运动，这事他老师俞曲园并不反对的；但后来章又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那可是老师所反对的了。当章太炎回到杭州，去到诂经精舍拜见老师时，俞曲园就翻下脸来骂道：“讼言革命为不忠，远去父母之邦为不孝，不忠不孝，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令学生把章太炎轰了出来。章太炎也不买账，写了《谢本师》，反责问俞：“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问他清廷对你有何恩惠可言，使你那么起劲地替它遮盖丑恶?

　　吴昌硕也是俞曲园的学生。他曾从俞学习辞章和文字训诂，后吴以所学与篆刻、书法、绘画结合起来，熔为一炉，自成一家。1913年，他和别人创立了西泠印社，并出任第一任社长。西泠印社设于孤山，是一所布置曲折、花树掩映的园林，凑巧的是它刚好与俞楼为邻。现在修葺一新的俞楼，后门恰与西泠印社相通，游人可从这里直接通往西泠印社去游览一番。

　　俞曲园也许学着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原则，不论谁来请教他都一样地热心教诲。这里要说说他收留日本学生的故事：1876年，有个叫井上陈政的日本人，专程渡海来到西湖诂经精舍，要求入学，俞见他情词恳切，就收录了他。另一个日本人叫竹添井井的，携妻儿全家来华旅游，将沿途所见写成的《栈云峡雨日记》及《栈云峡雨诗稿》，专程来杭要求俞作序，俞欣然同意了，并夸他汉学根基深厚。1882年，日本著名诗人岸田国华，收集了170种日人诗集，寄到杭州俞楼，请俞审阅。俞曲园居然不厌其烦地花了5个多月时间，认真地圈点评阅，从中选定了500多位日本诗人的诗5000多首，订成44卷，定名为《东瀛诗选》，寄回给了岸田。岸田便在日本出版刊行；据说至今犹有流传。此外，令人感兴趣的还有，俞曲园又曾应竹添之请，为日本国史官青山延于博士所编著的《日本国史纪事本末》一书作序。他竟也为此书作了序，在《春在堂全书·杂著》中还可查到他为那书所写的序文。……值得注意的是，俞对日本人所做的这些事，都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做的，那时俞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真诚、热心，多么令人感动，令人深思啊!

　　俞曲园晚年，寄情湖山，悠然自得。当他游九溪十八涧时，写诗记其景物之奇，道：

　　“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

　　又当他偕同家人往游冷泉亭时，见亭上原有一联道：“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老妻道：“此联问得有趣，何以作答?”俞应声而答道：“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老妻道：“不如改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小孙女在旁，笑道：“可答为‘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俞问：“项处是何出典?”小孙女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若不是他把山拔起，山安得飞来?”众大笑。

　　俞曲园活到87岁，逝世后葬于西湖三台山的右台山麓。

俞平伯：“五四”一俊才

　　俞平伯(1900-1990)，名铭衡，字平伯。俞曲园是他的曾祖父，俞陛云是他的父亲。陛云也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许之仙是平伯之母，她是杭州大家许家的女儿。俞平伯生于苏州，那年俞曲园已80高龄了，对这曾孙疼爱逾常。平伯儿时常爱拿笔东涂西抹，老人有诗纪之，诗道：“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这是老人常自制描红纸，以诱使曾孙儿涂抹出三字经上的字来。

　　俞平伯17岁时就结了婚，新娘许宝驯，21岁，她是平伯母亲许之仙的侄女，他俩是姑表姊弟，从小两小无猜，来往于苏杭间。俞平伯对他这位表姊是很爱的，在题为《忆》的新诗中他写道：

“可爱的匆匆，可爱的朦胧，

以她的可爱而皆可爱了。”

　　俞平伯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这一年恰巧“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平伯就参加了进去。此后他曾执教于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最初他爱写新诗，曾出过几本新诗集；他写的散文也清新可读。当时白话文流行未久，白话的散文写得好的不多，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算一个，俞平伯也算一个。当时曾出了一件文坛佳话：1923年8月，朱自清和俞平伯共游南京秦淮河，相约一同以《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同时以各自的感受写一篇散文，写好一同拿出来让人们欣赏评说。结果，他俩都写了出来，登在《东方杂志》20卷2号上，轰动当时的文坛。虽然题目相同，但所写思路和角度全不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和优点，所谓“各有千秋”。看的人也弄懵了，分不出轩轾来。

　　此后，俞平伯的兴趣转向《红楼梦》的研究上去。20年代(1920-1929)，他就著有《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研究》、《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重要著作，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即所谓“红学”者，大致上可以“五四”为界：在“五四”之前，是“旧红学”即索隐派红学占主流地位，他们往往穿凿附会地去猜测红楼梦故事是影射什么事和什么人，如有的说红楼梦写的是清顺治帝和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说“红”影射“朱”、“朱”影射“明”，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连蔡元培年轻时也写过《红楼梦索隐》之类的书。到“五四”以后，“新红学”即取“旧红学”而代之。“新红学”不再像“旧红学”似的瞎猜，而代之以根据事实的分析。这主要是胡适和俞平伯的创见，他们认为红楼梦乃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这“自传说”一出，使人们从瞎猜胡测的迷雾中走出来，所以它自有开拓之功。但胡适、俞平伯从“自传说”出发，又紧紧盯住曹的家世而化不开来，如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乃曹雪芹“感叹自己身世之作”，是他“情场忏悔之作”，认为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主要是‘色’、‘空’”等等。

《红楼梦研究》引起的风波及结论

　　1954年秋，山东大学两个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对俞平伯20年代初《红楼梦研究》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开始时《文艺报》和《人民日报》没有刊登，后来《文艺报》才同意转载。为这件事，毛泽东主席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信中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于是，从195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性批判，把他与胡适挂上钩，把“唯心主义”帽子往他头上套。

　　1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俞平伯因“旧债”加新“罪”，在1969年11月，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俞夫人许宝驯本来不在必行之列，她完全可以留在北京，或可到天津儿子那里去住，但她还是下决心与俞同行。这时俞已70，她也74了，她认为他俩从来没有这样分离过，如今也不想分离了。

　　在息县，因俞曾被点名批判过，“知名度”颇高，农民也知道他，两老夫妻安家落户在乡下，农村男女老幼都感到新鲜，都来围观，指指点点；但日子长了，觉得他俩怪和气善良，没什么异样之处，他们便经常来串门，问寒问暖，送点吃的用的；邻娃也常来问字，这就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两老离开后，邻娃还经常写信去问好。俞平伯有诗纪其珍贵的友情：

　　“连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昨梦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

　　但在另一方面，干校的学习生活可并不轻松。从俞平伯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他所住的包信集村子走到校本部东岳去，有20多里地，去听报告时“九时行六时返，归途遇雨，已昏黑矣”。

　　1971年1月，因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俞平伯夫妇提前返回北京。1975年国庆招待会，俞有幸被邀出席，次日看报，见自己的名字也登了出来，老人过度兴奋，以至一度中风。1976年，“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1977年秋，俞夫妇共庆结婚60周年。1979年，俞写了《八十自寿诗》：

　　“江河终古流苍茫，哪怕乌云遮太阳；和劲东风吹百草，春深大地遍红妆。”

——在诗中，洋溢着老人无限喜悦的情怀。

　　但到1982年，俞夫人许宝驯，不幸撒手尘寰，先俞老而去。64年夫妻，犹如南柯一梦，俞在诗中写其超出悲哀的伤痛，有句道：

　　“梦中有梦焉知可，疑幻疑真谁是我?善忘应已遣悲哀，不意无端双泪堕!”

　　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过去了32年了。1986年1月终于给这不公正批判有了公正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庆贺俞平伯从事文学研究65周年大会上，致词说：

　　“俞平伯先生20年代初对《红楼梦》研究是有开拓性意义的。对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是1954年下半年对他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

　　“《红楼梦》有多少传记成份、怎样评价《红楼梦》等问题，只能通过学术讨论来解决。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受中国宪法保护的。共产党对这类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裁决。1954年因为有人对俞先生的红学研究有不同意见而对他进行政治性批判，不仅伤害了俞先生的感情，也对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一公正的结论，证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被历史所忘记的。

　　俞平伯晚年，心情格外开朗，老当益壮，又发表了《旧时月色》、《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评〈好了歌〉》等几篇论文。

　　他对自己曾参加6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工作，提出了总结性的三点意见：1.《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2.似宜编一“入门概论”之类的书，俾众易明，不更旁求冥索。3.数十年来对《红楼梦》有褒有贬，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理解；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1990年，俞平伯90岁生日已过，中风又复发。病中，他又表达了一个对《红楼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意见，即他不满于他自己和胡适早期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所作的考证，贬低后四十回，他认为：能续成后四十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它至少使《红楼梦》变得完整了；他说，高鹗、程伟元做了一件曹雪芹未曾做到的事。

　　我们看到，俞平伯老人直到最后时刻还具有一种自我批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

　　1990年10月，俞平伯以90高龄逝世。如今，2000年，正好是他诞生100周年，逝世10周年，我们姑且用此文来纪念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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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hui68(hh)

2006年3月22日 11点48分

评分:10

道光辛巳年的冬天，浙江德清县城关镇东门外南埭村有一俞姓婴儿降生，那就是后来在中国考据学史上写下显赫一笔的俞樾。俞樾幼时随母读书，后来读私塾，再后来随父亲在外地读书，应试的那些年里，则闭门谢客，日夜苦读。二十几年间，其读书如饥似渴，不舍昼夜，已是满腹经纶，名扬遐迩。所以，三十岁那年考进士，因诗文俱佳，技压群芳，竟使识多见广的主考官曾国藩大为高兴，赞赏不已，坚持列为复试第一名。那时候的俞樾，走着文人入仕的必经之路，在多少年里参加乡试、省试、殿试，虽是这样，但他对功名似乎看得并不那么重。考中进士后，他入翰林院实习，三年期满则由皇帝下诏正式命名为翰林院的官员。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实习期满后，迟迟不蒙皇帝召见。俞樾可没有心急火燎地托人以要官，也没有行贿以买官，反倒像神仙一般悠哉悠哉地生活做事，并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写诗以言志：“天风吹我下蓬莱，敢与群仙证旧盟。好向玉堂称过客，重烦丹笔注微名。升沉有数人难挽，造化无心事总平。”

俞樾后来担任翰林，时间不长就被派往河南任学政，属钦差，也就是亲至各县考试童生。谁料，恶运由此始。考试中，有官员想弄虚作假，给了他一大把条子，让他给一些考生判及格，他没有徇私枉法，得罪了人家，人家就告他出的题目不仅对先贤不恭，而且暗含侮辱皇帝之意。这可是大逆不道，很快就由皇帝下诏，“革职永不复用”。

一个由乡试而殿试、悬梁锥股几十年的才子，正是意气风发、壮志未酬之时；一个刚刚荣任新职的人，那夸官的锣鼓声仍回响于耳畔，那报喜的书信尚墨迹未干，那祝贺的话语还缭绕于梁，那“一樽仍喜家人共，千里频频候吏迎”的陶醉还没有完全醒来，却突然蒙冤罢官，其受辱之惨烈，遭打击之沉重，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

这时候的俞樾在想什么呢？他没有想伏首长跪，让皇帝开恩复官，因为屈膝而求荣那不是俞樾的性格；他也没有想献玉送珠，博皇帝一笑，因为走旁门斜道而为官，也不是俞樾的性格。他写的诗说明他在想，“使臣两载此停车，奉职何容计毁誉”，“青山早劝我归耕”，“朝冠卸后一身轻”。

也许，他还想到了他的祖父俞廷镳，那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的乡间读书人。俞廷镳虽躬耕乡间，却手不释卷，笔不停歇，文章写得极好，颇得行家赏识。可是，或许命中注定与仕宦无缘，他虽屡屡应试而不中第。俞廷镳年届七十岁时应省试，考得不错，本来可以录取，考官见其年龄已大，就与他商量，让他把名额让给别人，他慨然答应，一时传为佳话。这些，俞樾铭记在心。

也许，他还想到了他的父亲俞鸿渐，那是一个不甘沉溺功名之人。俞鸿渐考取举人，做过知县。当他不再做官时，便开馆授徒，著述立说，有诗文流传于世。

也许，他还想到了一个人，那是河南偃师县的武亿。这是我读俞樾时的猜想。我曾经在洛阳市买过一些清雍正至光绪年间刻板的书院或私塾学生的课本、私塾学生的作业本、先生的课徒稿，其中就有武亿的三册课徒稿，据售者说均为偃师一姚姓人家收藏。武亿乃清乾隆年间进士，曾任山东博山知县，勤政爱民，严止贿赂。当和癌的爪牙“横行民间，州县莫敢谁何”时，他去摸老虎的屁股，“率人收之，杖而解去”。这便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和癌和趋炎附势的地方官，被革职为民。罢官日，老百姓数千人“遮道乞留”，劝他在博山居住。他不忍心“家口累民”，便离开博山县，于齐鲁间设馆授徒。闲暇时则著述，涉及金石、经诗、考证，浩瀚竟达上百卷。他所留下的课徒稿上，不仅有他的印章，其中一本还盖有“曲园”一章，让人不得其解，只好猜测俞樾在河南见过武亿的课徒稿。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其浙江仁和县的祖母家姓姚，妻也姓姚，偃师的姚家是否与仁和的姚家一脉相承呢？若是，俞樾出任河南学政就会去偃师走亲戚，武亿的课徒稿他便能见到，生出个人存留的念头，于激动之时盖了章。后来，突然罢官，竟忘记了把自己喜爱之物取走。如果这样的推理不错，俞樾罢官之后想到武亿则顺理成章了。了解了与自己命运几乎相同的人，大概会受其影响不浅吧？

也许，俞樾在证明了自己有能力进入仕途之后，并没有想当一辈子官，尤其不会想到了退休的年龄还赖着不退。所以，卸官之后的他很快就进入了另一种角色，设馆授徒。说起来也是俞樾有这样的本事，若是酒袋饭囊、不学无术之辈，罢官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呢？

俞樾的日子过得很好。他在罢官后的几十年里，先后在苏州的紫阳书院、上海的求实书院、德清清溪书院、杭州诂经精舍讲学，门生遍及国内和日本，并教出了包括章太炎在内的许多出类拔萃、名垂青史者。课徒之余，潜心著述，成书达五百余卷，涉及诗、词、随笔、楹联、注释、校勘、杂文、平议、经说等诸多方面，成为一代有名的学者和精于考证的大家。至于其书法，也领一代风骚，行书、篆书、隶书无不精到。在苏州的寒山寺，有为人所熟知的《枫桥夜泊》诗碑，就出自俞樾手书，实为上品，多少年来，广为人们拓印传播，并流向海外。

做一个假设吧，如果俞樾罢官后因为想不开而放浪形骸，或是抑郁而亡，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少去一位大学者，也会少去一位著名学者和红学家，这后者便是俞樾的曾孙俞平伯。当然，也就不会有如今苏州的曲园——俞樾先生故居了，园内的“春在堂”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据说，俞樾当年参加翰林考试，题目是“澹烟疏雨落花天”。俞樾咏得“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句，表现出乐观、豁达、散淡，欢快，不为春去而戚戚的情绪，与曾国藩的处世哲学极相近，被曾国藩赞不绝口。数十年之后，身为朝廷高官的曾国藩来看望早已是平民，却因为授徒而享誉大江南北的俞樾，便为俞樾的住所亲题“春在堂”三字。去过曲园的人说，站在宽敞明亮的“春在堂”里，忆着俞樾的沉浮经历，总难免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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