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站北行100米左右,即到了玉棟桥,桥北就是米黄色的“万仞宫墙”——曲阜旧城的正南门。城门外的神道二侧,古柏丛立,老干虬枝,气象森严。门上城楼巍峨,门额上镌刻着乾隆亲笔御书“万仞宫墙”四个大字,取意《论语》“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家之富”,使人感到一种仰之弥高的凛凛然。原先孔庙前面没有城墙,由于历代农民起义都把孔庙作为养马驻兵之地,乃于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移县城卫庙”,以孔庙为中心营建新的曲阜县城。城高二丈,厚一丈,池深广皆一丈,周围4公里余。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又于孔庙前开辟仰圣门,以示对孔子的敬仰。
进入城门,就到了阙里街。昔日夫子故里,今日商摊处处,马车辚辚。“金声玉振门”牌坊岿然挺立,坊为石刻,4楹,石鼓夹抱,4根八角石柱顶上饰有莲花宝座,宝座上各蹲踞一个雕刻古朴的独角怪兽“辟天邪”。两侧坊额浅雕云龙戏珠,坊额填色4个大字“金声玉振”,笔力雄劲,为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著名书法家胡缵宗题写。坊名来自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赞颂孔子的巨大贡献。坊后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桥面是二龙戏珠的石阶,桥下清流呈半圆绕过,这就是泮水,可惜泮水被石块封盖,只有泮桥独存了。桥后东西各有一幢石牌,立于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文武官员、庶民百姓从此路过,必须下马落轿,就连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辇而进,以示尊敬。
过泮水桥,就到了孔庙的大门——棂星门。棂星,即灵星,古代传为天上文星。门名棂星,寓意“人才辈出,国家所用”。棂星门四楹三间,石柱铁梁,铁梁铸有12个龙头阀阅,四根圆石柱中缀祥云,顶雕怒目端坐的四大天王。额枋上雕火焰宝珠。额坊由上下两层石板组成,上层刻绦环花纹,下层刻乾隆皇帝手书“棂星门”三个大字。门内为孔庙第一进院落,次第建有二个石坊,南为“太和元气”坊,北为“至圣庙”坊,直对圣时门。二坊皆为汉白玉石刻制,三间四柱,柱饰祥云宝珠。院落左右两侧修建了两座对称的木质牌坊,东题“德侔天地”,西题“道冠古今”,着意标榜孔子的道德文章。
最能炫耀皇家恩宠的是大成门前的十三碑亭,南八北五,东西排列,专为保存封建皇帝御制石碑而建,习称“御碑亭”。南面左右二座为金代碑亭,约建于金明昌二年至六年(1191年—1195年),是孔庙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中间二座为元代碑亭,分别建于元大德六年(1320年)和元至元五年(1339年);清代碑亭9座,分别建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十三亭均为木制,形制大同小异,重檐歇山,彩绘斗拱,黄瓦朱甍,平面呈方形。亭内存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石碑55块,凡是御碑,都以贔屃驮趺,古穆庄重,凸现王家威仪。碑亭院内,金、元时代所植古柏依然蓊郁苍翠,仿佛在诉说尊孔之风源远流长。
十三碑亭北,有五门并列,居中的一座就是大成门,它是进入大成殿的主门,也是孔庙第七道大门。大成殿前的甬道正中是杏坛,是专为纪念孔子办学设教而建造的纪念物。《庄子》有载:“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杏坛有亭,周围朱栏,四面歇山,瓦用黄色琉璃,飞檐二层,斗拱双重。亭内细雕藻井,彩绘金色盘龙,中有乾隆《杏坛赞》御碑,前有桧树一株,相传为孔子手栽。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要建筑。与分布全国各府县的孔庙相比,其规模其实比一般府县孔庙大不了多少,但其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却非各地孔庙所能望其项背。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建在2米多高的须弥座台基上,台分三阶,占地1836平方米,真有一种“巍巍乎高哉”的味道。大成殿阔54米,深34米,殿高32米,重檐九脊,斗拱交错,金碧辉煌,巍峨壮丽。檐下28根巨型石柱屹然挺立,垫以覆盆莲花宝座柱础。两山廊檐及后檐下为水磨八棱石柱18根,浅雕团龙翔云;而前檐下则有十根粗壮的石柱,每根直径80厘米,均以整石刻成。柱上雕刻两条巨龙,飞腾于云彩之中,两龙之间有一宝珠,故名之曰“二龙戏珠”,下托山海波涛,上缀朵朵祥云,气势恢宏。大成殿内,正中神龛内供奉着至圣先师的牌位,上悬“有教无类”的黑底金字匾额。殿内有巨大的孔子塑像,像高3.3米,神采奕奕,威而不猛。孔子像两侧是颜回、曾参、孔及、孟轲“四配”和“十二哲”塑像,“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盛况仿佛重现。
夫子若戚戚
大成殿里的孔子庄重高大,但眉宇间却依然郁积着忧忧戚戚。
在封建社会里,人们追求的是“生尽贵显,死极哀荣”,纵观孔子一生,却是“一生坎坷,百世标榜”: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常有“严声入耳”。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但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终生热衷于政治,有一腔报国济世之热血,也有一套匡扶社稷的政治见解,孔子对自己也很有信心,自诩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对于这样的大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一国之君却始终对他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在鲁国,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不到四年,当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诛了少正卯,推动过“堕三城”,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失望之余便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带领一班弟子游历了十多个国家,东奔西走,座不暖席,得到的却是颠沛流离,饱尝辛酸:因谗去卫的悲愤,避追过宋的惊险,被围匡城的狼狈,绝粮陈蔡的窘迫,潦倒落魄之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累累若丧家之犬”。后来虽被鲁国迎回,待以国士之礼,起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过后不久也视若路人,始终得不到重用。难怪乎孔子要哀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乎!”
孔子的一生不遇,似乎有点生不逢是的味道。但其真正的原因,还是孔子的那一套“仁义道德”相当的不合时宜。尽管孔子的本意是忠心事君,但不可避免地侵害了诸侯和贵族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孔子生性正直,脾气急躁,直言无忌,得罪了不少当权者。《史记》中就记载着当年孔子问礼于老子时,老子对他善意的提醒:“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周游历国的遭遇,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孔子鼓吹的“君轻社稷重”、行“仁政”的那一套无异是对牛弹琴:孔子提倡行“仁政“,”王顾左右而言他”;孔子说“吾未见刀德如好色者”,居然有人说“寡人有疾”;至于“多行不义必处毙”的警告则更是置若罔闻。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叶公好龙,虽然他们也梦想维持他们的统治百世万年,却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压根儿没有想过实行孔子所倡言的的治国之道,更不愿让仁义的甘露恩泽百姓。
孔子的身后百世流芳并非他自己的奢望,却是历代帝王演绎叶公好龙、欺世盗名的浓墨重彩。经过后人的阐发弘扬,封建帝王不仅解读了孔子“事君以忠”的一番苦心,也重新发现了孔子毕生倡导的儒家经典这个维护封建统治、“治国平天下”的利器重宝。叔孙通制礼仪,刘邦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于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开皇帝到曲阜祭祀孔子之先河。历代儒家对此大肆宣扬,认为“汉家四百年命脉全在于此”。至东汉时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文帝开科取士,把孔子倡导的“学而优则士”演绎成了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唐太宗一语泄漏天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后世更有人作诗讥讽:“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至于孔子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后来儒家推出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更成了维系千百年封建统治的顶梁大柱,这才是自汉以来尊孔崇儒,孔子死后一再加官晋爵,封王称圣的真正原因。在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亲制诔文悼念孔子,称孔子为“尼父”,这是有别于封号的尊称。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衍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尊孔子为“先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李治尊孔子为“太师”。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李隆基升孔子为王爵,孔子成了“文宣王”。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又尊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于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加封孔子为“大圣先师”。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把孔子抬到了吓人的高位。唐玄宗还写过一首诗:“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对孔子的遭遇表示了假惺惺的同情和感慨。
历代帝王的叶公好龙,愚弄了天下百姓,也愚弄了书生气十足的孔夫子,这正是孔夫子的悲哀。值得庆幸是,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从事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辛勤培育了如颜回、子路、子贡等一大批栋梁之才。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和“立于礼,据于德,施于仁,游于艺”的教育思想,给后世,给今人,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万世师表”,在中国,在世界,孔夫子是足以名传千古的。
作者: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