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发地点：未关联 | 青海 西宁 昆仑山口 游记 | 同行人数：0人 | ||||
| 文章类型：游记 | 出游时间：未添加 | 人均费用：0元 | ||||
| 出游类型：自助游 | 享受级别：体验生活，苦中带乐 | 爱自由旅游网自游人 (VIP) 提供 | ||||
| 交通工具：汽车为主 | 目的景点：青海 西宁 格尔木 昆仑山口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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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可可西里 "啦索索--"车到昆仑山口，同车的伙伴们欢呼起来。这是藏族的风俗，每经过垭口都要感谢并祈祷上苍保佑自己一路平安。车过昆仑山口，也就离开了可可西里--6月5日，我完成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服务工作，告别了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 索南达杰保护站是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为宣传长江源头地区的环境保护设立的，今年起开始在全国招募志愿者，加大环保宣传的力度。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我就心头一动，因为对可可西里心仪已久，而且几年来，这里的反盗猎轰轰烈烈，去年还成立了保护区公安分局，但我们的报纸对此鲜有报道。试一试！于是，我就在互联网上报了名。 当被告知入选为5月份志愿者时，我却犯难了：毕竟要服务一个月啊，而且5月的志愿者因为担负"六五环保日"的策划和前期联络工作，还要多干五天，报社好像还没有批过这么长的采访。但当我把想法告诉部主任以及总编时，得到是莫大的鼓励与支持！部室领导说，虽然人手很紧，但大家全力支持这样的采访。社领导在一次会上表示，要把参加这个的志愿者服务列入报社党团的一次活动。在随后递交的请示上，孙永波社长专门批示要给记者办理人身保险，孙晓阳总编批示"破译神我，开拓奋斗，是新闻工作者的精神和灵魂"，领导的关怀和勉励令我倍受感动和鼓舞。 4月25日，是我29岁的生日。这一天早晨，我登上了西去列车。 (1)志愿者生活 5月1日，到保护站的第二天一早，我和两位来自福建的4月份志愿者交接了工作，在这里志愿者还自觉地形成了每月交接时的升旗仪式。我也平生第一次作了一个升旗手，没有音乐，没有观众，我们唱起国歌，在稀薄但却纯净的高原空气中，男声合唱的国歌质朴、庄严而嘹亮。望着鲜艳的国旗在自己手中冉冉升起，百感交集，泪水几欲夺眶。在这里，我听到了志愿者的口号："为了可可西里，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 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青藏公路2952公里处，1997年动工，目前已成为青藏线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这里有用我国南极长城站建筑材料建成的营房、展厅、厨房、厕所，利用风能、光能的小电站，一个28米高的了望塔；同时还有一辆带斗的北京吉普车、两台电脑、海事卫星电话和电视。人员除了每月的两名志愿者，还有两个20出头的常驻人员，扎多--曾经是野牦牛队员的藏族小伙，高兴--"绿色江河"办公人员。在去年野牦牛队撤消之前，这里曾是野牦牛队反盗猎时调养和中转的地方。 在志愿者中，我显得有点"土"，大家都是肩背一人高的登山包，什么防寒服、睡袋一应俱全，而我则是丁零当啷、大小五个箱包，却没有一样野外生存装备。但我有一样东西就征服了所有人，让人感觉我并不"土"而是很职业--我带了一身警服，这是青藏线上不多见的新式警服，而且是这里还没发的作训服。 我也是到了可可西里才知道是站在了青藏高原（以前总感觉到了西藏才算），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保护站选在了一个河流经过的低地，但海拔也有4500米（拉萨是3700米）。对于"3000米是个关，4000米是考验，5000米是极限"的说法，我也是一点点在领教。在格尔木，我们遵医嘱把重庆的女志愿者留下了，让她感冒痊愈再上来，因为感冒在高原会引起肺水肿。 初到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休息中我看到扎多在为索南达杰纪念碑拭碑，便想冲过去拍照。这一跑，我才发觉脚下发飘，有点像踩了个又厚又软的胶垫。高原反应！我赶紧刹住了脚，但人已开始"呼哧呼哧"喘气了。在保护站的头两天，我是头疼难忍，起初以为是没休息好就没吱声，后来忍不住才说出来，才知道这也是高原反应，是缺氧所致。我就赶紧大剂量吃高原特有的"红锦天"中成药，这才慢慢见好。所以提醒大家，上高原，提前就吃药，不要等缺氧时再补。 可这时我却出现了感冒症状，咽喉肿痛，脑门热身上冷。5月的可可西里夜夜都在零下五到十度左右。这里有柴油锅炉，每天下午8点烧，晚上12点关，这样屋里温度能热到25度，保证人能钻进被窝，而且必须在屋子降温前进入梦乡。最初的日子我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熬到天亮，因为半夜室温和外面没有什么区别，早晨都要把可乐瓶（注：这是夜壶）放得液体化了才能倒，另外牙刷每次用完一定要甩干，否则再用的时候就是一支"冰棒"。 我睡觉盖的是三床被子，而且不脱保暖内衣，包括袜子。我本来睡两个枕头，后来在过路医生的建议下又加了一个，睡姿也从平躺改成了右侧卧。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蒙头睡觉，因为在这里怕窒息我也改了，但睡前却一定要把毛衣的一只袖子搭在脑门上。刚到的一周休息的很不好，白天再困我也决不进屋里躺，而是抱上军大衣，蜷在吉普车的驾驶室里，就图个暖和。 感冒则是在5月5日到50公里外的五道梁去作环保宣传时打了一针才好转，当时进诊所时我以为走错门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小卖部，里面昏昏暗暗，在方便面、矿泉水橱柜的一侧我发现了一些药品。售货员显然也就是医生了，这个中年男子一听我的口音就问："你是哪里的呀？"我为了确保安全的"含金量"就说："公安部的！"从表情上看不出这男子的惊奇，但问话却很好笑："哪个公安部？是中央的吗？"还补充一句："这里最近挺好的吧？"所有的回答都交给扎多和高兴了，虽然我放心地注意到他拿出的是一次性注射器，但还是关心地叮嘱一句："你不要把针打错了噢！"--在保护站，扎多和高兴常常会把每期志愿者的种种表现夸张地表达出来，我真不知他们会怎样"树立"我的形象。 保护站的三餐，早上是冲麦片粥、吃饼干，我怕胃酸就吃泡馒头，午餐和晚餐多数由扎多和高兴做。伙食是每半个月到200公里外的格尔木市采购，蔬菜主要就是土豆和花菜，今后只要有条件，这两种菜我想我只在青藏高原吃。我们做饭的燃料是清洁、高效的液化气，但因为缺氧，火还是没什么劲；而且这里因为气压的缘故，开水只有80多度，不仅是米饭，就是扎多喜欢吃的面，也要用高压锅才能煮熟。这里虽然守着一条小河，但因为刚解冻，水中腐草味很重，饮用水就只能到50公里外的不冻泉甚至100公里外的纳赤台去打。 小河里的水也就是能洗脸刷牙，湖面结着冰，在阳光甚好的早晨你还能听到冰面消融时的"噌噌"声，多么的诗情画意。但在这里美容的确太"冻"人，我是在第三天实在不好意思再借湿巾纸才来到了河边，河水刺骨，刷牙还能忍受，洗脸就只能把毛巾打湿了擦擦就行。我一般只在水里揉两遍毛巾，第一遍打湿擦脸，第二遍拧净，就这样手已冻得通红，所以我一天也就洗这一次手。 但我还是要说，我们这里的条件是青藏线上最好的了。也许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生活的艰苦，所以人们对来自祖国各地的志愿者都充满了钦佩之情，这也大大增强了环保宣传的亲和力。志愿者不仅在保护站向过往游客介绍可可西里及动物保护知识，而且平均一周一次前往定居点、兵站、学校、道班、铁路工地进行宣传，志愿者的足迹已经踏遍可可西里东缘300公里沿线。 (2)做好新闻采访报道 在我们部室的策划下，报社同意为这次志愿者之行开设"来自可可西里的报道"栏目。在那一段时期，全国严打整治斗争、缉枪缉爆等重大行动接连不断，而且建党80周年即将到来，能在头版开设这个专栏非常宝贵。要做好报道工作就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出发前，我就采访了国家森林公安局负责人。在紧张的行程中，我先后到青海省野生动植物管理局、青海省森林公安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及公安分局、格尔木市公安局林业派出所等进行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的、较为全面的材料，为充实报道内容打下了基础。 许多采访对象都对可可西里及藏羚羊的保护有着深入的研究。青海省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局长郑杰是一位官员，也是一位专家，他不仅介绍了青海省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和青海建设生态大省的构想，而且分析了盗猎藏羚羊深层次原因，提供了为保护藏羚羊创造了积极条件的西宁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国际研讨会的详细资料。青海省森林公安局的赵明科长掌握了公安机关在反盗猎的大量案卷，而且多次深入可可西里，并在审讯盗猎分子时与其做过深入交流，同样是一位研究可可西里的资深人士。还有像格尔木市公安局林业派出所的多杰所长当年就参加过抢救索南达杰的行动。 在采访中，因为我是一名公安记者，所以也得到采访对象坦率交流，获得了许多外界难以获得的信息。比如赵明说，过去很多媒体报道盗猎分子开着进口的越野车，拿着冲锋枪扫射藏羚羊，而从历来破获的案件看，他们所用的枪支都是小口径步枪，盗猎分子也极少会开高档车，他们也是要讲成本核算的。盗猎分子多是回族农民，赵明给我算了一笔账，假如一个九人团伙一般以四车进入，他们冬季在里面打三个月能收到1000张藏羚羊皮， 以当年最好的价钱500元出售，能得到50万元；除了伙食、燃料，可以算得出他们买什么车划算。在可可西里，车随时都会出问题，一般进口车不好修理，所以盗猎分子大都选北京吉普。赵明还介绍，虽然现在盗猎虽然明显减少，但不排除更加隐蔽的盗猎，他们就了解到有的盗猎者甚至开手扶拖拉机进去，有些河道过不去，就把机器拆了背过去，拼装后再前进。珍贵的藏羚羊皮的优点，连盗猎分子都感慨，有一次公安机关把一群被困山里的盗猎分子抓获，他们说，这个羊皮太好，我们手冻得动不了，伸到皮子里一会儿就暖过来了。 出于对公安记者的信任，我这次在省里还见到了"沙图什"披肩，就是西方贵族追求这个披肩才产生了藏羚羊绒贸易的需求，最终导致大量藏羚羊被贪财的人们猎杀。一条"沙图什"市场价在3000美元到三万美元之间，摸着"沙图什"的手感极好，有绒的柔感，又有丝绸的轻滑。为了证实这就是所说的"戒批披肩"，我们的女志愿者拿出了戴在食指上的戒指，当把这个长两米、宽一米的披肩对角对好戒指孔，轻轻一拉，披肩就穿过来了，令叹为观止。当我要求让民警拿上披肩照相时被制止了，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缴获的，这是香港方面送来的标本，我们国家就没有这方面的市场。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后来才知道，在长江源头跑了十五六年的杨欣（"绿色江河"负责人，索南达杰保护站创建者）也没有见过"沙图什"。 而在过去曾经作过野牦牛队的小伙子那里，我不仅采访到了当年他们艰苦的巡山经历，也听到了很多反盗猎中的有趣故事。盗猎分子通常在夜晚打猎的多，因为他们发现成群的藏羚羊被车灯一照就无所适从，可以任意枪杀，所以执法人员多在此时出击，而且夜色中发现灯光目标比白天追车印要利索得多。有一次，野牦牛队员就要靠近一个盗猎团伙时，对面的车却喊起来："朋友们，你们那里发现藏羚羊了没有？"这边队员将计就计："有--中"轻轻松松地抓获了自投罗网的家伙。还有一次，一群弹尽粮绝的盗猎分子凌晨时分发现了远处的帐篷，就驱车而来，快到时才发现帐篷前有挂着灯的车，于是仓皇而逃。早晨，队员们发现了可疑的车印，在楚玛尔河边追上了这个盗猎团伙。 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我所见到的野生动物大大超乎我的想象，不仅在深入保护区，就是在青藏公路的边上都能看到。因为自己活动范围大、机遇好，而且适逢动物的迁徙的季节，我见到了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黄羊）、狼、沙狐、斑头雁、金雕等等，见到的动物数量和种类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志愿者、甚至令多次深入可可西里的扎多都感到惊讶。 我喜欢摄影，这次也是一个极好的拍摄野生动物的机会，只是相机的条件不是很理想， 300毫米、5.6光圈的镜头也差强人意，拍摄就在兴奋与缺憾中度过，迎合了当下时兴的一句话"痛并快乐着"。 这些动物中，藏羚羊、藏原羚都太警觉，而且在荒原中的奔跑速度远非汽车所及，拍摄的好机会也只是在清晨或雪后的公路沿线，碰巧了会在路边50米范围内发现它们；野牦牛是能见着的机会极少，有一次机会就得抓住，不管拍摄条件如何了；只有藏野驴、沙狐拍的最过瘾。 拍野驴最有意思的是在5月19日下午，我在保护站前方1500米处发现了一群野驴，而且有的在卧着懒洋洋地晒太阳，我就决定徒步去拍。一开始我很小心，把两用的志愿者防寒服换穿了深色的一面，尽量走隐蔽的低洼地。我记住一些摄影家的经验，野生动物怕动的东西，而对静物的警惕性小的多，所以在有三、四百米时就走走停停，但这时驴群已经警觉。不过，可能因为它们成群，我又是个移动速度很慢的"动物"，再加上驴的懒性，它们跑上10多米就停了，还向我这里张望。我甚至在100米左右的距离上与驴群相持了好一段路程，拍的差不多了，我发现它们好象不怎么害怕，于是就打起了响哨，驴群也不紧张，我更是索性唱起歌，边走边唱边拍。我后来想起应该低角度拍一张，就蹲了下来，从取景框里我发现四五头向我张望的驴居然好奇地朝这边走了五六米，我一下都乐得笑出了声。这次大约跟出了4000米。 最早见到沙狐，觉得也不好拍，小动物胆更小。后来我就意识到，沙狐是个很能体现人与动物关系的题材，因为它常在保护站附近活动，而且觅食时会穿越青藏公路（虽然其它动物迁徙时也肯定会穿越，但它是唯一能见着的）。到月底，我在一次追踪拍摄中发现，觅食的沙狐只要你的动作不要太夸张，保持20米左右的距离，它会耐心地捉它的老鼠而不怎么理你。摸着这个规律，我就连着跟了两次，每次都要走个四五千米。我拍了沙狐走在公路上、沙狐在路基下望着汽车、沙狐走过保护站门前等。那一次，我在路边高处对着匍匐着的沙狐聚焦，我发现它出奇发认真，拿镜头左右一瞄，嘿！原来它的前方一米左右处蹲着一只老鼠，因为老鼠离洞口就10公分，所以它不敢轻举妄动。多精彩！ 徒步在高原上是很累的，据说，在这里徒步相当于平原上负重30公斤行走。我能体会到的就是，喘气很厉害、很夸张，速度平均是20分钟走1000米。到5月中下旬，我的体力恢复得很好，我基本上两天就去一次三公里外的野鸭湖；最远的一次，我和一位志愿者走出去了10公里，两人的感觉都是头疼且晕，明显的是耗氧过多。 采访、拍摄是一方面工作，但更重要的还要作好报道。可可西里几乎没有什么通讯条件，保护站以往都是通过海事卫星电话拨号上网，但是这个电话在4月底被雷击了，我这次专程带了一个便携海事卫星电话替换。但偏偏这个电话不争气，可能是调制解调器有问题，无法拨号上网。我倒不是很紧张，因为考虑到报道的时效性，我4月30日在格尔木市就用电子邮件发回了一篇稿。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采取把稿件存在磁盘托熟人带回格尔木，让那里我认识的一位电脑屋老板发电子邮件，这样又送回了两篇稿。但是事事难料，5月9日，当我在200公里外的唐古拉山乡与报社取得联系时，意外的得知报社只收到了第三篇稿件。这打乱了我的报道计划，而且给后方编辑带来了很大困难，他们费了很大心思才将这个第三篇稿改成了开篇稿。 为了确保稿件能发回编辑部，我又买了个IC卡托给电脑屋老板，把编辑部电话告诉他，然后把收稿的电子信箱密码也告诉他，请他发完稿、查收清楚再给编辑部打个电话。 对报道的内容，我也根据编辑部的意图作了调整，报道要符合要闻版的特点，尽量突出新闻性、寻找重要的事件报道，而且要考虑当地的通讯条件，除了特别事件，应该注意回避时间性。于是我除了已发的介绍可可西里及保护站（包括几个执法保护站）的稿件，我又发回可可西里盗猎活动得到初步遏制、志愿者活动、青藏铁路建设的安全保卫工作、长江源头环保现状及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问题等稿件。另外，报社在4月底还发了关于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的摄影版，算是为这次报道作了一个铺垫。 总结这次前方发回的报道，可以说传达的信息量是够了，但稿件写作不够生动，一些鲜活的东西没有体现出来。 (3)我是警察 在可可西里，民警的数量是有限的。唐古拉山派出所有三位民警，但他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维护治安和户籍管理。保护区的四个执法工作站，担负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的民警总共也只有五位，他们和林政人员一起主要是做路查工作。巡山工作除了管理局组织外，这四个保护站基本上无法做到，因为他们每个站只有一辆车，而单车根本不敢进入可可西里，同时他们除了工资，业务经费没有保障。从去年12月底到现在，他们也只有警籍，没有警衔、没有新式警服，甚至没有武器装备，所以我临走时得知他们去追捕一个盗猎团伙时，心里甚是牵挂这些民警的安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作为一个民警的责任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6月1日，吃早饭的时间，铁路几位勘测人员乘车来保护站参观，我端着饭盆和大家站在屋前边吃边聊。突然，我发现南面公路上停的几辆车上的人跑下了路基，虽然距离约有800米，但明显能看出他们决不是休息或要方便。我警觉起来："扎多！快看那几个人要干什么？"一位勘测人员说他们刚过来时看到有一群黑颈鹤，我说这里没有鹤只有斑头雁。这时又有两人跑下了路基，而前面的那两人已经惊起鸟儿，一看就是斑头雁，但这些平时一见人就飞走的雁，今天好象受伤一样飞的低且飞不动。"哎--站住！"我吼了一声，但因为太远根本没作用。 "走！"扎多说。我们马上冲回屋里，扎多穿上了林政制服，高兴也冲出来，我把我的警服给了他。这违反了纪律，但当时情况紧急，我们势单力薄，难以预料到了现场会出什么事。我想只好这样了，多一个"假警察"却可以多一份力量。勘测车的司机也说："开我的车去！" 这位姓石的司机也很有经验，驶近这些人的车时他拉响了警笛，并把车堵在了他们的车队前。车未停稳，我们就冲下来，情况出人意料：这些人在捕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头雁幼雏！扎多和高兴在车头堵住了一个手里还握着幼雁的男子，我在路边抓住另一个男子并亮出了工作证，告诉他站住别乱动。这时，草滩里的一男一女也开始往回走，女的一到跟前就解释："这个东西太好玩了！我们就是想看看！"我对她说："你们这是违法！这是犯罪！" 这些人很快就被镇住了。我们在他们的驾驶室里又搜出了两只幼雁。因为我们没有处罚的权力，所以我让扎多和高兴押着车队去10公里外的楚玛尔河执法保护站，我把三只幼雁带回索南达杰保护站。 两小时后，楚玛尔河保护站的人员返回表示谢意，并介绍根据保护区管理条例第35条对捕猎行为会处以300元至一万元罚款，触犯刑律的要按刑法第364条处以五年以下徒刑或拘役。经过电话联系，保护区管理局要求将嫌疑人带回格尔木市处理，三只幼雁也被带走了。第二天我们了解到，管理局根据事实及这几个人的态度从轻作了处理。 从这件事上，我深深感觉到当地人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意识和自觉性还有待提高，法制观念也是淡薄的，尤其是对保护区的认识更是如此。 在可可西里，我作为志愿者也同样成了被采访对象，陆续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青海日报、中国环境报等单位记者的采访。被问及最多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在这里有什么收获？"，前者我在文中已提及，后者我也常常问自己。现在总结一下，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收获：一是丰富了人生经历，二是锻炼了自己的采访报道能力，三是对可可西里的环保有了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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